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是一些事實而得到了助長：最近有幾次，當中美日三邊中的兩國（如中國領導人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共商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聚在一起的時候，第三方（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要見奧巴馬總要運作相當長時間）就開始擔憂自己會占下風。

    日本的不安說明，潛意識當中將中美接近看成是建立在犧牲日美關系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中美關系的正增長等于日美關系的負增長。當然，作為日本領導人，安倍的這些擔憂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自從1972年中美關系重新開啟以來，任何一次中美接近都引發了日本類似的不安。

    從“尼克松沖擊”（在日本稱為“越頂外交”）到克林頓訪華中美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再到小布什時期中美建立戰略經濟對話，到2013年6月的“習奧莊園會晤”，日本審視中美日三邊關系始終沒有跳出可能被美國拋棄的所謂的“同盟困境”，擔心自身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存在感會因為中美接近而消失。

    問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人是不是仍然會用冷戰的中美蘇三角關系的模式來看待中國？更糟糕的是這種思維方式中中日戰略關系的缺失，日本缺少同中國戰略溝通只能讓自己加深不安和對美國的猜疑。

    安倍似乎不愿充當中美領導人之間的配角，他必須樹立自己強悍形象。因此，他在2012年12月第二次擔任首相后，一改過去低調的做派，處處對中國表現出強硬立場，一方面周游蒙古、俄羅斯、澳大利亞等中國周邊國家，以及東盟國家十國，建立“對華包圍圈”，另一方面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問題剌激中國人的神經。

    參拜之舉引起中國的強烈抗議，在安倍的預料之中。不過，此事引起美國方面的不滿，卻出乎他的意料。參拜之后，不僅讓美國駐日大使館發表了聲明，對“日本領導人惡化與鄰國緊張關系的行為表示失望。”而且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取消了與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通電話的安排。

    從表面上看，安倍高調參拜，顯示出自己的張揚、強硬，實際上是心虛。實際上，他擔心“日美共管亞洲”的地位受到中國的挑戰，被“中美共管亞洲”所取代。在中美日三邊關系問題上，安倍懷疑美國表面上同日本緊密一致，但背后卻在同中國做戰略交易，他參拜靖國神社似乎在暗示美國不要忽視日本有自主行動的能力。

    這只不過是安倍自己的看法。事實上，由于美國不是亞洲國家，如果依靠它的武力介入亞洲事務，遇到的最大對手便是中國。換句話說，美國與中國合作，也讓它在亞洲的存在就有了合理性。這也是美國介入亞洲最省錢的方法。

    反之，如果中國意識到與美國合作能遏止日本想稱霸亞洲的野心，它將同意和美國共管亞洲，就像上個世紀70年中美聯手對付前蘇聯一樣。

    香港《亞洲周刊》最新一期刊登題為《中美共管亞洲模式浮現》的文章道出個中原委。文章表示，最近東海及南海情勢緊張，已有美方人員放話說，若要化解緊張，中美需要“大談判”。這使人感覺到，美國似乎已逐漸亮出底牌：若要環中國地區安全，中國必須和美國直接談判，為“中美共管亞洲”設定出一個框架。

    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他們意識到，如果亞洲沒有美國的介入，極有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種是中國獨大，這將使美國在亞洲被邊緣化；另一種是亞洲各國自行去合縱連橫，這極可能造成亞洲不安定。除了這兩種可能結果外，對美國最為有利的，乃是建立“中美共管亞洲”模式。

    事實上，這種結果是安倍最不愿意看到的，因為中美這種安排必將日本邊緣化。然而，不管安倍現在以至今后如何折騰，日本只能充當配角的現實不可改變。安倍需要靜下心來，認識到自己并沒有大國間的呼風喚雨的力量，更應拋去建立“對華包圍圈”不切實際的幻想，想想在“中美共管亞洲”的進程中，自己能夠得到什么？